译文

故君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山谷、河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市、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土地方圆百里，派兵士一万人，人数少于土地数。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家可耕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源。因此，军队征作战，粮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人天生的本，饿了就要寻找，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的特征。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丢失了臣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想停止，这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肤，吃的不能填饱胃，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更加宽广，这不是人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的原因是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

；小人冀其利，则伐。故刑戮者，所以止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

现在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众多，人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少，土地面积超过人数量。人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财力、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任民众放，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因此，人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本是依靠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自己信为痛苦的事，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于一打算。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死就会考虑自己后的名望。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同没有土地相同，关键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堵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据什么知会这样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众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