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哲学系的本，从几千年前到后世，从来就不曾改变。

及至王明的心学，其心是“知行合一”这同样是作为圣人的最追求，是对于善、正心诚意这些概念的最追求，但相对来说，用作治国，他没有“存天理灭人”来得有意义，这只是个人追求的最境界。只能算是纯学术发展。当然，在后世它甚至被曲解成“我们要如实面对自己的私”“杀伐果断直面本心”则是最为稽的一件事了。

那么，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从看到尾，创立它的孔，并非是后世的那个德宗师，他其实是很讲究务实的，在一方面，他以德的追求为最标准，另一方面，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教人事。从贡赎人的故事，到以直报怨的劝诫，再到“乡愿德之贼也”之类的论，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礼在理先”、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讲礼不讲理”的纯乡愿社会，儒家的起，其实是“先讲理，后讲礼”的。

但科技的发展要求人膨胀自己的私、渴望，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这从本上动摇了原本人治的本质。不被禁锢的人才能发挥令人咋的大光芒，当然。后来变成“不被禁锢的积极向上的人”后世国的自由

理学的条条框框，从来就不是一人或学术上的退后，在学术上，它是一次飞跃的步。条条框框越多，它确实让人们失去了某些血，可草原上的汉茹饮血，最有血，谁愿意去当呢？自理学之后，儒家真正找到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灵魂和基因密码，以至于此后数朝，朝代更迭，儒学却始终不灭，因为不用儒家，就没法治国。

到最后，框框条条剩下了，理上理解的人，却并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诉你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就行了。

人的本，乏善可陈，他也是可能无限的动。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最固的社会是什么呢？印度的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但是数千年来，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的起义都没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分人能够脱颖而，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龙。也是因此，中国在那几千年间，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

及至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究其由，在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使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可以创造以往几十几百人的生产力。而在之前的社会，无论如何，一个人，就是当一个人用的。儒家也好，姓制度也好，都是属于这前提下的人治，如果没有科技的推，它们几乎可以永远自洽。

孔之后，儒家发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商业发展，阶级开始变得混时，社会需要一更加明确的规范，甚至于需要一更加细的枷锁，去告诉别人，你应该什么，不应该什么。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在当时，这样来确立一个国家，本确实是最合理的。

而对于大儒来说，创立一个学问，有他们本的内涵在内，求的是知己。那时候讲学问，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你愿意学，我才告诉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是一圣贤追求的最状态，所谓人，并非**，而是私。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其中当然也有苛刻之。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百姓，未必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就行了。

王明之后，最后的一个大儒是曾国藩，他的学说重修待人，由于当时的世界环境，也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只是一场数千年唯有之变局不久便止，儒学被推倒在泥坑之中，他的学说，则只影响了包括公、蒋公在内的一大批上层领导人。而所谓圣人、君到底有多呢，从曾国藩的一件事里就可以看：他曾经效仿曾参，日三省吾——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此每天持，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导致耳鸣、蒙，在自我反省中吐血倒，因为思虑过甚。而这严格三省吾的准则，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够达到。

理学，其哲学中心便是理、天理。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后世。人们也知大我与小我的分歧，个人与国家的分歧，要从小我至大我，个人肆无忌惮的**，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