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资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的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了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