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

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儿，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乡镇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的果，党委、政府的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钱。

乡镇一级一直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大家浴血奋战，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抓得不不透的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

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有威慑力。各级喊的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女人环，领导带”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超生，十联保”什么“要把超生罚得倾家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引产”的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扒房，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随着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博、人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

多年以后，人们都说，这座桥，使河镇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就见效，给下任书记留下了炒作地的机遇，让他在解决经济困扰的燃眉之急时，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经找不到了图纸上设计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须我们自己修筑的成坯工程行加固。项目更改以后，投资金额也有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二百五十多万元，一下增加到近五百万元，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一喜讯，叫河人民整整兴了两年时间。

几十里外来这里活的群众形成了人山人海，大家起五更、打黄昏，啃粮、喝河，三天就搞成了一条近四公里长的大河堤。

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从“六亿神州”很快要增长到九亿人的时候，有一个叫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不合时宜，本土的老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因为“反动理论”遭到诛笔伐。

有了这条河堤，在最后确定项目时，我就多次去请那些“死毬犟”的利专家来河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办公、酒桌办公、资办公和经济办公，让他们一个个臣服，终于同意了我提的所有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关于河大桥的定位，我们经过力争，简直是斗争，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意变更设计，把桥修在街正对的中心。

等到主席逝世以后，人增长过快过猛的状况，才得到了中央的度重视，对人生产开始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世必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