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

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二百七十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不低于30摄氏度，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漆漆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我在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周的祖先在陕西岐山，所以这座祠堂被命名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来了一份《槟州日报》，报纸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们的照片以及“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今日到达槟城的消息，扎扎实实地让我们几个人激动了一阵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在住室外边的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铺上一张油纸，饭菜一股脑儿倒在上边，没有筷子，只发给你一只勺子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大家喝自来水。

两餐下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什么“商贸文化考察团”？狗屁，无非就是些旅游观光客嘛，那些机场迎送、登报纸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安排，让我们宾至如归，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罢了。

我和诚友老兄商量，这里的一切不必去考虑它，我们的目的是销售香菇。只要能够赚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谓：

团长不要紧，出国才是真。

只为卖香菇，书记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务文化考察”活动的地点，是在离这儿还有几站路一个叶姓的祠堂里，名称为“安南会馆”负责人叫叶宗盛。一切要靠钱开路，这个地方虽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费用并不算贵。

我们的国际贸易经过一天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这里确实具有很好的商业氛围和商业信用，没有什么国内常见的欺诈行为。人家真的希望我们这一行人能够赚钱，不虚此行。由于安排我们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几天我们一伙人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粮食开发商老太太原来也带的是玉器，她和那个卖玉器的两个人摆开展品，实行强强联手，展销挂钩；书法家运指如飞，在带去的中国宣纸上，把来访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顺口溜里写上去，无非是一些祝福贺喜的淡话，润笔费让马来西亚同胞们随心布施，十个马币到一百马币不等，居然比我们还要吃香。这样看来，他们四个更加不算什么“商贸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头杂耍的艺人而已。

我和诚友卖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贸的气息。两天里就卖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价格也不错，一千克最高卖到一百一十五马币。一个马来西亚货币抵人民币的两元，而我们在家的收购价只是每千克在五十元左右人民币，可想而知，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盘成肉价钱”的车马运输费用，仍是多么赚钱。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人，有了与梦想相近的收入，心中莫名兴奋，吃饭休息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一心多捞他们几个马币才是目的，同时对在灌河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支柱产业更加庆幸。

因为在这里安营扎寨，就有一些华侨前来探望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赠送他们一两袋香菇作为礼品，他们就要买走几千克，作为对我们的回报，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也不敢因为人家请了吃饭就降低价格，反而使他们更加觉得这东西的珍贵。

到访的车马一天比一天地稀少，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基本没有人上门问津了，我和诚友急得嗓子冒火。我们请教叶宗盛先生，可否到外边摆摊，叶先生说，不行，这里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在这里只能是展品性质，销出去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摆出去，让政府查出来，那可不得了。他想办法给我们请来了两个小商小贩，压低价格才又推销出去了二三十千克。

叶宗盛、周丙南和天天都要过来看望我们一下的许岳金、周参同等几位先生，着实替我们想了不少办法，他们又请来《槟州日报》的记者樊秋玲女士，采访拍照，为我们再次登报——这次费用当然由我们自理。炒作一番，果然又引起一点效应，几百公里外来了几个华侨，专程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