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答应，说再紧张也得安排，你这一谢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哈，呵呵。”

肖子鑫感慨道：“老百姓办点事，不容易哈！说谢是客气，但也真的谢谢你和陈校长。其实那天我没点明，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县里小学不少，好的真不多，但实验小学还是最好的，别人要进，恐怕没这么容易吧，我一句话，这就成了，唉…一些事我都听说了，找人呀，花钱哪，呵呵，明白。”

说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起身递给李长江。

“这个你收下。”

李长江一见，好象见了火炭“哎哟”一声急忙趋前推辞，他一就知道信封里装的是钱，他哪敢收肖子鑫的钱啊，但肖子鑫说：“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事办成了已经不错，我心里有数。实验小学这个费那个费的，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价，我姐姐也不是有钱人，就这么多了，人家孩子进得花钱，我亲属能进就不错了，哈哈！”

李长江还在那里百般推辞，肖子鑫说：“哪能不花钱呢，不多，000块钱，孩子是好孩子，不是给你的，你交给陈校长，我知道学校这个费那个费的不少，但不知道具体都是多少钱，多少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你让他别嫌少就行了。”

两个人推来让去，李长江心里感慨也尴尬，最后还是收下了，把钱又放在桌子上。

继续说话。

“那，肖主任，你亲属啥时候去啊，要不要我去送一下。”

“可能还得等几天，这几天他们家有事，还没给我来电话呢。等会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一声。到时再告诉你，送就不用了，我让孩子家长去送就行了。”

“嗯，那好，到时给我电话告诉我。”李长江推推眼镜，心里忽然颇有一种成就感。

的确，一个“权”字，深入到亿万人的心中。掌权者被“有权就有一切”这个事实所折服，下台后则体会更深。这刺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崇拜的苏醒，权字的真谛，地位之权的奥秘，逐渐地袒露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另一方面我国干部的特权，解放后一直存在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干部能搞特权，是因为有地位（职位）权力，呵呵，比如眼下的肖子鑫及其教育局长李长江，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权力，但不少人却有另一种权力：职业权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权力泛化。

权力泛化的产生，后世尤为严重和泛滥成灾，除了人们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

现实中有两种公共权力。

地位（职位）权力与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有关，衡量权力的标准是地位的高低。地位高者权力大；反之则权力小。权力与权力之间是垂直状态，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肖子鑫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委办副主任，然而他的权力范围和能量不可小视！

这也是他到哪办事都好使的关键所在。

而另外一种职业权力是利用自己因职业而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源（某种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某种机会等等）去支配或者控制他人，这种权力不是被授予或委任的，而是自封或自居的。

它不依靠发布命令或者否定性的裁决来使另一方顺从，而是凭借对资源的控制和掌握来迫使对方就范。它们之间没有大小可比较，表现为一种水平状态，在悬圃县那就是遵循着一种古老的“等价交换”的原则。

官高权大，若作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影响极广，这是事实。但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小人物，官阶不高，有的甚至没有官阶，却掌握着许多人急需的价值，如果把职业权力发挥到极限的话，其危害也不小。

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肖子鑫或者李长江有多么坏，而是权力泛化、职业权力、地位权力以及特权，曾经统统被称为“不正之风”

正常权力有几种附加值：

垄断性。是对价值的垄断；这种垄断不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凭借着行政权力或者职业权力而生的垄断，其中又以凭借行政权力为甚。

神秘性。也即通常所说的政务不透明，不公开。

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