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我又改“于”为“似”而后用作我的书名呢？

茅盾于北京，１９５８年４月

当然，这样地反用原诗的意义，截取一句作书名，不免有牵，但当时急切间想不更好的书名，而版家又的，便姑且用了再说。

谁知此后人事变幻，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有的一分更加联系不上。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现在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特在此简要地说明其中的经过。倒也没有聊自解嘲的意图，不过回忆此书在“两鼓”声中写作的情况，颇堪发笑，而当时的几位邻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来，正是“霜叶”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纪念彼时彼地之意，似亦未尝不可。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

杜牧于门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编辑那有名的《通典》的杜佑，过唐朝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们，也都了大官（堂兄杜悰过节度使，也过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却不得志。他少年登科，关心国事，颇有用世之志，然而夹在那时党争之中，京官备位闲曹，而迫于经济，（杜牧的父亲早死，他这一房并没多大产业，所以他自说“幼孤贫”后来他不得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屡求外放。中年以后，这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人颇有苦闷，转而为旷达，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对照。凡是读过《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这一来的。这一首《山行》，何时所作，已不可考，但诗境既属旷达一类，当系中年以后之作，（杜牧四十以后，八年中间，了四个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岁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就是据了杜牧的世和思想的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

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如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

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正面的意思我以为是：人家都说二月的盛极一时，可是我觉得经霜的红叶却于二月的。但是还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这样：少年得意的幸运儿虽然像二月的那样大红大紫，气势凌人，可是他们经不起风霜，怎及得枫叶经霜之后，比二月的更红。这样，霜叶就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也可以说，杜牧拿它来比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