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在德国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写德国的事。另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德国。第一个问题认为我看德国的角度不对，因为它与众人习惯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视角刺激了某些人，让人嗅到一非法的涉。第二个问题给我明确规定了写作范围：我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写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较好的生活中，我虽然有权利啃一角德国面包并咽下去，但我这张从前空着、现在满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应到而不语。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我的光，哪怕是观察同样的事，也与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的光不一样，我得指一些对这儿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而对我来说是过去的东西。要说求自己的目光与这里人的目光一致，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契机。我是德国人生的，他说话的声调让我无法给予任何反驳。为了能承受这一切，我必须在脑里想儿什么，以证明受伤害者有权这样。我想到普里·莫莱维，脑里想着他我总能再次走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儿买东西我都想带上赫尔穆特·科尔，以便他不会再说：战后的历史已经结束了。科尔这么说是想抹去战争受害者那不断涌现的回忆。德国人没有权利宣布战争造成的伤害已经结束。

如果没有这一尺度，如果梅尔克说：我过你们大家;

这就像今天没有人有权利宣布有关原东德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争论已经结束一样。没有人可以这样，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独裁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独裁制下却侥幸未受迫害者。那认为事情的心已经不存在，投降主义与抵抗往往难以区分的论据本站不住脚。只有已经陷去的人才想把搅浑。他们说什么煽动和运动，因为有影落到他们上。他们怕来自外的影要胜过自己脑袋里的影。其实人们更愿意看到的局面是：他们怕自己脑袋里的影要胜过来自外的影。

国家安全的牺牲品之所以成为牺牲品，是因为他们——不言而喻与陷去的人于同样的困境——拒绝陷去。对他们而言事情的心仍旧存在：告密与拒绝告密二者之间的区别。对牺牲者来说，事情不是关系到公开供大家解释的意见，而是关系到事实，经过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些事实必须成为每次讨论的尺度，不容更改。谁要是无视这一尺度，那他就没有尺度了。

如果埃列娜·齐奥斯库死前说：我过你们如同我的孩；如果1945年因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灭绝集中营中一事对安东内斯库行审判时他说：我们家连都没有宰过，我们就会毫无选择地相信他们。

如果我试图理解德国，我只好靠我自己。我与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时面对生活在这里的我和那个离开了某个国家的我。但这两个国家是如此格格不，它们和（过去与现在的）我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安无事地相遇。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因此关于德国人我说不什么确定的话，我在德国从未有过从属，但我也无法离开德国。

人们经常听到一论，有幸在西德生和长大的人不应该行批判。在以下情况下有关国家安全的辩论就无法结束：只要受伤害者还在寻找他们那遭到窃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还在对此行思索，而且他们和受害者一样拥有这权利。谁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那他就无论如何每天都在评判。

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允许提这样的问题：一位艺术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后果中？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这样，就像我们期待其他人这样一样。

幸好有一个人，他叫乌韦·约翰逊。有一个人叫罗伯特·哈费曼。有一个人叫萨拉·基尔施。还有一位沃尔夫·比尔曼和一位于尔·富克斯。还有一位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库纳特、瓦尔特·肯波夫斯基、埃里希·勒斯特和赖纳·孔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人，尽我们不知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