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去一起埋地下的家。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角。在衣柜、床柜、床、凳和桌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所有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的。木匠把木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是表面光、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黄到褐覆盖下的清澈。彩在这里不再游，只为各自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沉静的特质，一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弥漫。门外，四季一个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纫机，用来给棺材枕的。“这白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幽灵。”那长长的、从刨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而是“刨幽灵”我喜这个词，那时就喜，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死者的枕。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中找到那些和我们相关的。”“刨幽灵”就是一个和我相关的词。

木匠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原本褐的衣料。他木屑斯克帽，上是木屑太和木屑耳朵，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家、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刨幽灵沙沙作响，闻起来一苦味。祖父在台上下棋的时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假发，用长刨腰带、裙边和围巾。一个大盒里装着金的字母，

柏林墙倒塌后，媒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这些词在人们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门，负责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们在那里用瓶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主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藉注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