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气，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我在心底呐喊：“快来吧！试一试快乐，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这也是空虚！但智慧仍缠绕着他。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聪明过人，又有什么益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太底下所的一切事只地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神的作茧自缚。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结论，说不关于池有人曾经发表何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空虚。假如我们可以表明《布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现的表达同样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开情绪与理智的表述。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者我们状况的变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尽后来的新事同逝去的旧事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奔向大海，但是河却不允许呆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万事万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没有步发展，没有永恒的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如果有智慧，就会呆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植果树，而让他的儿坐享其成。

如果河有情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着这冒险的循环的乐趣。至于把财留给后代的痛苦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观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在自内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那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事是更好的，那就应该是乐观论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罗门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继承的事同原来的事一模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么？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是令人痛苦悲伤的。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意义只在于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有害的习惯。没有局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的价值。生活不应被看作这样一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角经历难以想像的不幸之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儿继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儿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么生活的乐趣必定最终会失去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远焕发青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了双手；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态度与对死亡的愤接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的。因此，如果情绪决定于理，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同样的理由。《布书》是悲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情》一书则带有哀怨彩。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认同的事准则都崩溃了。他说：“当今这一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游；

但是如果在另一情绪之下，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太底下没有新事么？那怎么解释天大楼、航空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过这些？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到希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演说，这难不是对在无用的树不池塘间的他的一个安么？如果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持说太底下没有新事么？也许这些东西并不能彻底治好他的悲观论调，但他至少会来用一新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底下的新事太多了！如果不新事的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是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从不满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之，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把这当作悲观主义的据，于是便假定这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去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