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院。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在萨瓦季修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行搜查时，在他的箱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的…

风院；怀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放地。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分也划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行各谈判。修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事。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钟开始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理制度了。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原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对着窗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一惩罚办法。剥夺她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和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不这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然而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院——萨瓦季、三位一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院将宣布绝。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神），那挂满勋章的英勇神，我们忘掉了另一英勇神，公民的英勇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顽固的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他们就着手去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持有观的权利而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行了二十个年——但是关于它没有版过带图的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来的一些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在褥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咝咝的响声！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三个修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不是绝，是喝的）。在萨瓦季绝的约有两白人。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去。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较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觉到自己是整的一分，是共同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响应而增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