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其实是重要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质。一九一八年的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全俄中执委（是据该组织本的决议，此可谓别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脆被取消了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政府，司法人民委员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了解释“这不是那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迫寄生”的。这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粮就会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禁场所的数量和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了，劳原来是一生命力极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行的。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照惯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狱”、“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的度。

自然，尽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不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至于监狱建筑、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的革命意义。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自治。（司法人民委员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引犯人参加自自监。）囚徒的这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自然不符合先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统！）

只是从这个历史的日起，旧型监狱机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