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