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