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见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技！”（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