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改了颜，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但是老有些丧的味儿，虽在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好吧，”吴聪把窄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在驴儿胡同的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中，永远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补补破鞋烂袜；还没有，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一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牺牲是最崇的丽，全的血好象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的智慧拿来，用智慧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妙的律动。象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民族复兴的神乐。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她慢慢觉奇怪来：为什么咱们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对的事，可是现在她觉得揍那个兵，日本兵，是应当的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她对谁都想和善，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好象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们”的地；好妈妈不懂得别的，那块地是谁的她可知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个红团不是中国旗那样清楚。她简直不敢再往路那边看。可是不看还无济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宽重的脚，时时在她的心中发光，踩压。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象梦中把手压在了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声的说，只能从齿边挤来。象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到不平与不安。

“我们先立誓！”

城陷后，胡同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来呀；即使大着胆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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