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光了他的妻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狼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情放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

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们会走他的路。他并不知他的钱只会促使儿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们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带来一新鲜的空气。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一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不同的格，也有两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她当初跟我大哥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四五年后我的表了富家的填房少。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翠凤的丫，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托人来说话，要讨她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她决地拒绝。虽然她并没有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所谓“奇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和居住。她仍然有权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里去找归宿。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格，因此也有三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别人不许我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那个正在崩溃的家，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