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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2/3)

到元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照理胡应受特别重视了,然而不然。试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画上的人形象,就大多数嘴边总是光光的,可知属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传世《北齐校书图》作魏收等人画像,也有好几位没有胡,画中胡最多还是那位夫。

至于上髭由分张翘举而顺势下垂,奠定了后来三、五绺须基础,同时也还有到老不留胡的,文献不足征,文还是可以帮忙,有材料可印证。除汉洛画像砖分反映,新土有用重要材料应数近年河南邓县南朝齐梁时画象砖墓墓门那两位手拥仪剑、着两当铠、外罩大袍的级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二二○窟唐贞观时画维变下那个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上的一群大臣形象。这个画十分写实,有可能还是据阎立本兄弟手笔所绘太宗与宏文馆十八学士等形象而来,最重要即其中有几位大臣,人已早过中年,却并不留胡。有几位即或像貌英,胡

其实还有个社会风气形成的相反趋势继续发展颇值得注意,即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殊不受重视。原因多端,详细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专权必有一定关系。文献中如《后汉书·宦者传》、《汉书·佞幸传》、《外戚传》,和宝《晋纪总论》、《晋书·五行志》、《抱朴》、《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勉学篇》,以及乐府诗歌,都为我们记载下好些重要可靠说明材料。到这时期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喜剧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就是一个醉意朦胧大胡。此外还有个的醉拂,并且还是个大胡洋人!我们能说这是特征吗?不能说的。

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像可供参考。很反映许多劳动人民形象,如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取、奏乐,以及好些在厨房执行切鱼烧的大司务,极少见有留胡的。除非挑担的是另一特定人,很难说当时每个挑担的却人人必留胡!那时的确也有些留胡的,例如守门的卫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驱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胡,而统治者上中层,倒少有这现象。即有也较多作乐府诗另外两句有名叙述:“为人洁白晰,颇有须”不多不少那么一撮儿样。可证王先生的第三也不能成立,因为据这些材料,即从常识判断,也可知当时封建统治者绝不会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让他的看门人和前卒上风独占作

其实即在汉初,张良的貌如妇人,和陈平的如冠玉,在史传记载中,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有何讥讽。到三国时,诸葛亮为缓和关羽不平,曾有意说过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绝”然而《典略》却说,黑山黄巾诸帅,自相号字,绕须者则自称“羝”史传记载曹见匈使者,自愧形质平凡,不足以服远人,特请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卫。当时用意固然以为是崔琰长得魁伟,且有一好胡有气派,必可博得匈使者尊敬。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即使脸颊本来多的匈使者被曹派人探问见印象时,便依旧是称赞旁捉刀人为英不凡,并不承认崔琰品貌如何众!魏晋以来胡有人特别重是有记录的,如《晋书》称张华多姿,制好帛绳缠须,又《南史》说崔文伸尝献齐帝缠须绳一枚给,都可证明当时对胡保护措施,但和关系还是不多。事实正相反,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时,尽刻讥讽,可是这对于男的病态审观,在社会中却继续发生显明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市,群妪大掷石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多的人!南朝诗人谢灵运,生前有一好胡,死后捐施于南海洹寺,装到维诘塑像上,和尚虽加以护,到唐代却为安乐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还可说是人已死去,只好废利用,不算招难。然而五胡十六国方面,北方诸胡族矛盾斗争激烈时,历史上不是明明记载过某一时期,见鼻梁多的人,即不问情由,咔喳一刀!

东沂南汉基石刻上的勇士孟贲,以及较后人作的《七十二贤图》中的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则一般只留两撇小胡,或分张,或下垂,总之是有保留有选择的留那么一儿。其余不问是反映到长沙车漆奁上,还是辽宁辽营城汉墓画上,和朝鲜土那个彩绘漆竹筐边缘孝传故事上,都相差不大远。同时也依旧有丝毫不留的。即此可知,关于古代由商到汉,胡去留实大有伸缩余地,有些自觉自愿意味,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会习惯限制。实在看不王先生所说男必须留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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