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

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

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