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仰仗他们。”托斯说。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本两大类：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斯的祖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情，一类乎友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他是知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儿也不喜这篇文章。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上的，是一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迫的产，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托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我不说你也知，”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又因为托斯从没有过遵奉于人的名声，他们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关于他接受主治医生建议的假想，已经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是必然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他从没与这些人过朋友。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个声明，他们就会开始请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托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你知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斯显得很不兴。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法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睛啦！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人们公认托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