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该怎么办。”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造借。里来的人对于托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你跟谁谈的？”

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斯几乎要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德的障碍来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上就给忘了。”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里来的人摇摇，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太弹琴了。”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思想输变成了一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嘛？”

他们相对而坐，托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行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他向托斯把手伸过来，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不。”

两周后，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去喝酒。但这一次托斯提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呵，”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直到这时，托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危险。他显然知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还是关于文章。”

“什么人？”

“他什么样？”

“一位编辑。”

与那位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斯地陷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托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嘛要多嘴多？他对自己不兴到了极。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这回托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对托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他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发、剪平的矮个男人，托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个，留着长长的黑发。”他说。

托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对了。”托斯心想，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斯说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对了。”托斯说。

“他叫什么名字？”

“背有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