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把人们一生光导向这或那活动的层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这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刻。没有这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以及人的疾病打。这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解剖室，而且能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一个人的被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肤使之不痕迹。当年，托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肤上果断地切开一，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大衣、裙或窗帘），他验到一烈的亵渎之。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东西引他这样！正是那扎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神的源固并非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他会说，这么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运的直接吐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一步接，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藏着什么别的东西？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自巧合，也不是于算计，是于他内心的一望。

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托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地叹了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唱：其中三个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来唱“HerausmitdemBeutel！”（拿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