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卡尔维诺是文学家，一切的讨论最后终究要落实到他的作品和创作世界中。在《黎隐士》里，他1978年接受义大利中生代杰作家朱迪契的访问；1985年接受义大利文论家玛丽亚·寇尔提的访问，这两篇访谈录都是一的问话，一的答覆。尤其是他答覆朱迪契的那篇最有文学上的参考价值。朱迪契（DanieleDelGiudice）今年五十岁，他小了卡尔维诺整整两个世代，已被认为是卡尔维诺的文学继承者，因而他的访问最能掌握住卡尔维诺文学作品的心。其中有一段答覆很可以作为理解卡尔维诺的基本参考：

“…而追求和谐的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纵使就科学角度而言。那只是无关个人意识，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的一个境域。

也正因此，尽卡尔维诺的文学，从他《蛛巢小径》里那个在蜘蛛张望的小孤儿开始，虽然历经寓言、法国新小说、波赫士的幻隐喻，一直到“后现代”与“后结构”，它只有很少的时候有玩兴过，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那表面轻盈的文学里，所承载的其实是另外一更大的重量。他后期的文学早已与渲染式的叙述诀别，而成为一文学低限主义表现型态下的自我诘问与辩难。那是一“独我主义”（Solipsism）式的重新开始，他要透过这样的质问，藉着否定和扬弃而寻找《帕洛玛先生》里不断现的那个“合一”（TheOne）。他从早期开始，就有好多故事到最后都让主角去面对大海或草地。他们的背后是一片被解构掉的荒芜，而前面则是未可知的憧憬。这是一烈的对比和矛盾，而人在两者之间，很有一天地悠悠，谓我何求的孤绝况味。

一个对政治事务会有这看法的人，其实已是对政治最有识的人，而有了识，也就必然走到了政治的上方，而不可能继续在政治中淌漾。卡尔维诺的这态度不但显示在作品和评论里，也同样显示在许多次的访谈中。他是那众生平等，端视万事万，并能自得的人。也正因这样的廓然心境，他遂能很细致的去观察和解读，并赋予事务各多角度的意义。他一九五九至六○年间第一次到国，行程上的所见所思，尽信手拈来，但吉光片羽，多见犀利的锋芒，卡尔维诺的确是那么的不同，所以始能不同的站在当代作家群里而那么的角峥嵘。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他的各文论与评论也都斐然可观。他早年的《文学之用论文集》，以及逝后结集的《给下一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都是例证。

卡尔维诺的著作里，我最喜的是那本仍未被译成中文的《帕洛玛先生》，一方面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独白与冥思，也是他活着时所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在他赠书给至时题曰：“这是我对自然的最后思考。”这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对比的两个人，一个是伽利略，另一人则是隔着屏风而沉睡或者在冥想的女士。封面的这对比似乎很有暗指的意义，科学家据观察而测度世界，而小说家则用想像来描述及捕捉真实。他把自己提到与伽利略等的地位。而卡尔维诺也以他自己来证明了这可能。

因此，让我们来喜卡尔维诺！

在这升空过程中，我既无惊惶失措的快，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对宇宙万的使命。我们是以亚原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我信不移的是，承先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组合，亦即我的作品，受到的是这个。”

对于卡尔维诺的文学，在《看不见的城市》（时报）的中译本导读里，我曾对它的分期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作过扼要的论列。对于这一分，在此不拟重复。不过，所有的分期都是一为了记忆的方便而作的权宜设计，而在分期里，真实的卡尔维诺仍是那一个不变的实，只是可能换上不同的衣服。

疯狂、溷和庸俗的观念袭上心来，不可避免的也会伴随着某些采、甚至还是天才的想法。但他会有这情形，这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别人上。”

卡尔诺的文学有好多个不同层次的阅读，它的叙述方法彷彿万筒般的瑰丽。它观察事务或意义，都会将它正读与反读并施，解开它的归属位置，而后重新放在一个与它相对立或相反的关系里，让虚假因此而被抛，使意义从此而成为一等待。卡尔维诺毕生的文学事业，即是在于不断的抛，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空圹，但空圹的虚，却又是好大的沉重。每当展读卡尔维诺的作品，在尝尽它智巧、锋利、通达、豁然的况味后，我最后总是会在恍惚的太息中掩卷，油然而生古今溷同的苍茫之，并觉得自己似乎也变成了那个静观万务的黎隐士卡尔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