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这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无聊得一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细。这里有各人不同的气，不同的字，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⑩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上·可·以·讲·得··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神。

这里，讲到你最近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到了“正确”还没有到“绝对的白话”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本·位的结果。这样写来的文字，本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仓颉”⑨。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罢工”这一个字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来。可是，这些新的字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新句法，——就是说不上的——自然淘汰去，不能够存在。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上的白话。难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凑，比较整齐罢了。这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所以，第二，这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它是·活·的·言·语。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赵景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等自己的翻译，指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⑧和胡适之媾来的杂——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