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zhong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zuo了一个公民应该zuo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jiao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cu话，把我家的墙bi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
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sai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gen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gen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cao2ku的世界。我知dao，在此时，在这里，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合时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时，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因为我相信一个dao理：当空气越来越差，我们应该zuo的，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xi，而是要行动起来，去建设我们的语言，去改善我们的空气。更因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只有讲出这些话，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如果不能取消审查，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即使它不能宽松，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如果真有一本《min感词辞典》，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pi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chong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nu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chu1境怀着shenshen的忧虑，不guan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就叫“河南ti系”以河南人为主。在另外一chu1，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pi，我承认，按某zhong标准，这就叫zuo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ying：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pi！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jiao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pi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min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bu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ji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pi，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gen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min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ti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chu1“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