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老章程今后就不能照搬了。反正当年的你恐怕也是个醉糊涂。”

我们先到公路上去处理那个德国人。他没有死，可是两肺都给打穿了。我们对他尽量和悦相待，扶他躺下时尽量让他躺舒服，我替他脱去了上衣衬衫，我们替他在伤口上洒了消炎粉，克劳德还用急救包替他作了包扎。他的面孔长得很讨人喜欢，看上去他至多不过十七岁。他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他一向听惯了临到这种局面应该如何对待，如今就极力想照着去做。

克劳德从死人身上剥下了两件上衣，替他做了个枕头。然后抚了下他的脑袋，拉起手来替他按按脉搏。那小伙子两眼一直望着他，却说不出话。小伙子的目光始终也没有离开过他，克劳德俯下身去在他前额上亲了亲。

“把路上那辆自行车搬走，”我对两个copains说。

“Cettoputainguerre（这该死的战争），”克劳德说。“这混蛋透顶的战争。”

小伙子不知道是我给了他那一枪，所以也不特别怕我。我也去按了按他的脉搏，这才明白克劳德何以会有那样的举动了。我这个人要是懂事些的话，就应该也去把他亲亲。可是这种事情往往当时不会想到，结果就成了终生的遗憾。

“我想留下陪他会儿，”克劳德说。

“真太感谢你了，”我说。我便去树木背后，到那四辆自行车的藏处，见那两个copains早已像两只乌鸦一样在那儿站着了。

“这一辆，还有这一辆，你们拿去，foute摸ilecamp（给我滚）。”我剥下了他们的臂章，塞进自己的口袋。

“可我们打了呀。这就该得两辆。”

“给我滚，”我说。“听见没有？给我滚。”

他们失望地走了。

从小餐馆里出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问我要那辆新的自行车。

“我的那辆今儿早上给他们抢走了。”

“好吧。拿去吧。”

“还有两辆怎么办？”

“快走吧，这会儿别到公路上来，大军随后就到。”

“可你们不就是大军吗。”

“不，”我说。“很遗憾，我们可并不是大军。”

那孩子骑上了一点都没有损伤的自行车，踏到小餐馆里去了。我就顶着炎夏的天空，回到农家场院里，等我们的先头部队开来。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不过更坏的心情其实还是会有的。真的，我敢肯定会有。

“我们今儿晚上到不到城里去？”雷德问我。

“去呀。部队是从西边来的，这会儿也该把城拿下来了。你不听见声音吗？”

“当然听见。中午以后就听见了。这个城好吗？”

“等大军一到，我们联系上以后，顺着小餐馆前面的那条路一直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了。”我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只要走上约莫一英里路就可以看到了。看见吗，一转过那个弯，地势就低下去了？”

“我们还打吗？”

“今儿不打了。”

“你还有衬衫吗？”

“比这一件还脏呢。”

“再脏也不会比这一件更脏了。你脱下来我去洗一洗。天这么热，要是到你该穿的时候还没干透，穿上去也没关系。你心里不痛快？”

“是啊。很不痛快。”

“克劳德怎么还不来？”

“他要陪着中了我枪的那个孩子，看他合眼。”

“是个孩子？”

“是啊。”

“唉，真要命，”雷德说。

过了一会儿克劳德推着两辆vélos回来了。他把小伙子的feldbuch交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