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