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椅上，把弹一发一发压枪膛。

她目光柔和，眸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灼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地从枪膛里弹，接二连三地在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我们撬开杜梅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从她嘴里漫，了一脸，我用巾把她颊边的掉。

那哀号长时间回在空无一人的路上。

这情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酱，让我痛骨髓！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找个大夫？”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她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靶在远的烈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弹打光后，我回装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着耳打手枪。

“问题不大，脉膊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枪声回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长地看了我一。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她怀了。”

那天夜里，我会到了一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她脸惨白，浑一一汗，很快就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潘佑军在队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引起一阵阵刺痛。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哀号，在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下去，多少有作用。”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弹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她，那么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