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一个群从学习外语到不讲母语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再一步，从不讲母语到遗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当然，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怎么说，我已看到了大量不争的事实：语言的转换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斩断脉的“象人”

记者有犯难：把一个写明是华人的采访对象称作杰克逊或麦克斯韦尔之类，毕竟有下不了手。采访对象看了记者的顾虑，宽地说：“那你就随便给我写一个吧！”

“我没有华文名字。”他回答得很脆。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涡卷起一莫名的力，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那一圈圈、一层层的自卫、凝聚构建一古脑儿化了，把那一些由故乡的山梁承载的、由破旧的木船装来的华语，留给已经不大门的爷爷，留给宗乡会馆的看门老汉，而他们的后代已经拗。用英语纔顺溜，尽这英语带着明显的南洋腔调，却也能抹去与故乡有关的分野，抹去家族的颠沛、时间的辛酸，就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一抖，抖去了浑浑浊的滴，松松地走向了现代。不知抖到第几次，纔抖掉了华语，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让宗乡会馆门冷落了，白沙滩上走着的正是黄肤黑珠的杰克逊和麦克斯韦尔。

其二

肤，黑睛，整个神貌是地的华人，一位同样是华人的记者在采访他，两人说的是英语，这在南洋各国都不奇怪。

采访结束了，记者说：“您知我们是华文报，因此要请教您的华文名字，以便刊登。”

无数家都在经历着的这类文化悲剧，人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恨恨地骂几句“数典忘祖”；完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拿新加坡来说，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年轻国家快速推现代国际市场，就必然要悍地改换一思维方式和节奏方式，那么，没有比改换一语言氛围更能透彻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了

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前不久听一位中年学者演讲，他讲到自己曾默默与一个外国同行作过对比，觉得除了英语，其它都可超过。“我英语不如他，但他华语不如我呀，扯平了！”学者说到这里引得全场板笑。大伙不能不笑，他们似乎已经不习惯把华语放在与英语平等的地位上。据说产生笑的机制之一是把两个完全没有可比的东西比到了一起。酿发一人意料的不谐调。难，华语在世界语言丛林中真已变成了这样的角？笑容只能在脸上凝冻，心底卷来绵长的叹。

这经常发生的对话是如此平静，但实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庙、宗乡会馆倾梁塌。时间并不遥远，那些从福建、广东等地漂来的中国人登陆了，在家乡，隔一山就变一音，到了南洋，与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一羼杂，某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渐渐上升，这自卫的凝聚是一多层构建，最大一个圈圈了全华人，然后是省份、县邑、宗族、姓氏，一层层分解，每一层都与语言音有关。不知经过多少次灾祸、争斗，各地域、宗教的会馆竞相设立，而最稳定、最牢靠的“会馆”却屹立在人们的之间。一开就知你是哪儿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数难于逃遁。

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这个话剧，确实是以“话”作为发的。一个三代同的家，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因此，每两代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上的重大剥落。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文章，可能还比较经得起一次次的翻译转换，越是关乎世俗人情、家理的日常语，越是无奈。结果，观众们看到的是，就在一个屋之下，就在一个血统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人与人的隔阂是那样难于逾越。小小的家变得山远，观众在捧腹大笑中起了泪。

浦斯情结）完全等同，但那隐潜，那焦虑，那捧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有时自惭形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摇摆，还是颇得“情结”三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