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袋里取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似乎有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坝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还叫荷兰。

因此，欧盟总大门的这些孩，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时一定不会适应的，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舒鼻通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着两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遗嘱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第一失望，第二摇。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中国的西方，包括衣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和茶叶。这充满质的生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领域各大命题的刻。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祖母是小脚，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荷兰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等到她儿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只知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对此我从未考证。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快速回乡。

坝西老太喝了两，便摇，不想再喝。她儿把那大半瓶汽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买错了？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上海的第一代汽是从荷兰传的吗？还是汽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也叫了荷兰？

有一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改塑他们。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记得。

七嘴八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妈妈说得有理，大家都沉默了。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奇怪的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荷兰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