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情况下，慢吞吞、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偶尔读到国《外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思路。他说，不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源、武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民主政治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狼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悲观情绪。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了一对理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得过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懮。

其实，这已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现于义务，自由必须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理。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的危险境，一系列全球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制为理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衷的仍然是自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灾难。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了瑞典社会经济制骨里的病。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的内在悖论，表现了一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化，从而造成对各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把瑞典的社会经济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中间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