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设施，盗割了三百米电线，造成整个华北或者华东地区大面积停电；你因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到北京上访，和其他一些你并不认识的杂七杂八的人一道冲击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你活得很不耐烦，竟然热衷于政治，试图通过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的方式表达你的政治见解；你是一个顽固的法轮功分子，破坏、干扰和利用国家通讯设施，宣传所谓的法轮大法…你还不能够想象你的结局吗？既然桩桩件件威胁的都是国家利益，那么，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你、制止你或者逮捕你！

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发生这样的逮捕，因为那两个“罪恶的人”不但色胆包天，同时还处心积虑，把事情遮掩得异常严密，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否则的话，工厂保卫组的人必将破门而入，或者干脆由公安机关出面，把两个人直接带到公安局，直接审问，直接定罪…这两个人就完了。我这样说绝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所以，当洪水排山倒海一般冲下来的时候，这两个偷情的人实际上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死亡；要么，被逮捕或者被开除，身败名裂，在世人的鄙视中了此残生。前者干干净净，将维护住做人的尊严；后者苟且偷生，虽然还继续在世上行走，但是耻辱将伴随一生。

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死亡，换一句话说，他们选择了尊严——厂区所有的人大呼小叫着往高处转移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保卫科的人非常负责，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

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两个知识青年偷情的那个房间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的人全部转移到了南岸的山上，也许在我看到郝家坪石拱大桥垮塌的时候，这些幸运的人也看到洪水吞没了厂区。

他们惊讶地发现厂里居然还有人！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他们亲眼看到那一男一女两个知识青年紧紧地搂抱在一起，随着倒塌的房屋被洪水翻卷得无影无踪。

那次大水，一共死亡一百八十七人。

当天晚上值班的地委副书记接到上游报警电话以后接着睡觉，耽误了宝贵的撤退转移有关人员的时机，算是有了渎职的错误，作为一种处分，被调到另一个地区继续当地委副书记去了。

死者尸体大部分都被找到了，最远的竟然漂到了黄河河段。

没有发现那两个知识青年的尸体，他们的尸体和青春岁月一道，汇入到黄河的泥沙中去了。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场著名的“四五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洛泉大学工农兵学员到K省南部一家三线军工厂去开门办学（也叫“学工”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曾经目睹过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虽然与河流无关，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在某种历史状态下，能够被置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辖。和地处塞北高原的洛泉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洛泉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我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

我好像还从来没有经历如此充满魅力的春天。

如果细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我正在恋爱，这使得我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满了敬重；二是我突然从寒风漠漠的塞外来到山青水秀的江南，强烈的反差使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记忆；三是我已经到了能够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龄，这就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纯粹是我感悟到的样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领域是那样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领域同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