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的革命者，毕竟做那件事时面对的敌人是她的老公公，程庆东的亲爹亲爸亲父亲。然而，她听了我的话，没有立即反对或者说声不。她瞟着我的脸，好像要从我的脸上弄明白我的话是已经成熟了的计划，还是感情用事的报复和仇恨。她在我脸上借着月光半冷半热的凝视了几秒钟，斩钉截铁说了一句世上只有最杰出的女人才能说的话：“爱军，到了这份上，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啦。”一个雄奇伟大、惊天泣地的计划就这样诞生并付诸实施了（我们的一切计划都应该抓紧落实在行动上，说而不抓，等于没说）。事情就是这样，革命者要做的就是行动的巨人，而非语言的矮子。为了革命，为了斗争，我们决定拿出我们最后的武器，先在程天民面前天翻地覆地做一场那事儿，再毫不留情的炸掉程寺和牌坊。我们很快把最后的炸药埋到了牌坊下。我们从牌坊下胜利凯旋般走回来，她拿着剩下的半盘导火索绳跟在我身后，走进程寺大门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和庄重如云如雾样罩着我们俩。我们感到了伟大时刻到来前的紧张和神秘，感到了从失败中挽回的胜利和喜悦把我们的血液变得大河奔腾滚滚流，心如战鼓样咚咚跳。前节大院中老柏树的影儿又黑又粗，像庞大的死尸横在院落里。红梅在我身后把大门关上了。院落里聚起了一股奶白潮腐味。闻着那味儿，我心里有些慌，可想到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正在进行的事儿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也许会被后人误解，可更可能被后人载入史册时，那些恐慌就转化成激动和力量，使我平静且使我感到兴奋了。我们进了中节院。中节院的葡萄架如一个帐篷样盖在头顶上，只有院子四边葡萄藤没有铺到的地方，月光如石灰粉样在撒着。我看见了我埋在道学堂大殿下的炸药了，有一截儿露在外边，雷管也似乎塞得浅了些，导火索像一根绳样沿着墙下半卷半伸着。那些导火索的长度是我精心算过的，我计划点燃的步骤是中节院、前节院，然后从寺里面跑出去，到后节院的大堂外围点，最后才是二程牌坊的双柱下，待这些全都点燃后，所有的26处炸药上的导火索大约都已烧到了还有一尺五寸长，这一尺五寸的燃烧时间，足够我和红梅从从容容爬到耙耧山脉的端梁上看这北国风光的万里火花了。只是那个雷管塞得浅了些，我想过去再往里塞一塞，可在红梅关上中节院的大门后，朝那道学堂走去时，后节大院的门叽哇一声被人打开了。“谁？”程天民穿着白裤衩儿和没有扣扣的白绸布衫（解放前地主富农好像都穿这绸布）立在门框下，一下就认出了红梅来，他慌忙去胸前扣着扣儿，又语调惊缓的连声问：“是红梅吧？你咋在这儿？那个是谁？”红梅木在葡萄藤下，没有敢说话。不消说，这时候到了动手的时候了，不动手待程天民大唤一声，招致来了村人就又一次要把到来的成功断送了。我看见红梅在扭头瞅着我。我朝程天民快步走过去。“她不是你的儿媳妇夏红梅，”我冷冷热热道“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农村工作的革命家、政治家和领导者，她是我高爱军最亲密的朋友和夫人，是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我这样说着就到程天民的面前了，他的脸正被三节院门框的月影遮挡住，使我看不见他的脸上有啥变化，只看见他正扣扣儿的手硬在了他胸前的扣儿上。就在他这一怔一硬间，我一个箭步飞上去，便把他夹在了胳膊的弯儿里，左手立马捂在了他嘴上，把他的那声还未及出口的惊叫堵在了喉管内。我没有想到他原来那么轻，就如一捆干枯的柴禾样。没想到我在部队为防帝反修学到的擒拿术这当儿一股脑儿都又复苏在了我的手上、腿上和脚上。就像夹着一团棉花样，我把程天民夹拖到后节院东讲堂的门前时，红梅还木呆呆地立在中节院的葡萄架子下，那半盘准备当绳子用的导火索不知啥儿时候落在了她的脚下边。我说：“红梅，快把绳给我。”她仍然呆着没有动。我唤：“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啦，你还愣啥儿？”红梅被我从木呆中叫醒了。她突然弯下腰，拾起那大半盘的导火索，跑过来塞给我，又立刻朝启贤堂大殿西侧跑过去，转眼就又从西讲堂的一间屋里搬着一把椅子，拿着一条枕巾跑出来。她把椅子放在后节大院的中间，把毛巾塞给我，说声用这个，便又踩着刚才的脚印往西讲堂的北屋跑去了。我不知道她又要干啥儿。我接过枕巾时嗅到了一股黑油污腻的头发味，便知道了那西讲堂的北屋是程天民的住处了。我看着红梅跑进了那间屋子里。屋子里的灯光从窗里透进院落，方方正正如倒在院落的一块白亮的薄木板。我劈劈啪啪把目光收回来，三下五下将枕巾塞到了程天民的嘴里去，把程天民往椅子上一放，便快刀斩乱麻地把他的手背到椅后捆住了。我捆程天民时就如一个母亲要给孩子喂奶样顺畅和自然，他60多岁了，似乎除了脑子还活着，身子都没有水分、没有力气了。他这个年龄，这把身子本该好好养着的，可他却偏要向我和红梅宣战哩，企图把革命者送进监狱去。没有办法，实实在在是没有一点法儿，这是他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又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斗争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必然结果，是他的大脑这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是他长期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不可教育、改变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