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又暧昧的欲望。她因此必须得做点什么，哪怕她这“要做”本身就是一种盲目的夸张。可是她应该做什么呢？她没有恋爱，校园里还没有出现值得她为他费神的人，那么就走出校园去吧。有一天上铺说她要给尹小跳介绍一个人，她说那人虽然不是作家或诗人，但离诗人很近，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她说听他聊天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有一次聚会时他给大家读了一首诗叫《我的屁股》：“我的屁股我这个屁股啊，为什么一坐就坐在了资产阶级那一边？无产阶级的板凳啊我恳请你，恳请你收下我这无知的屁股——哪怕是冷板凳…”尹小跳并不以为这能叫诗，可能作者有意在摹仿从前那些批判会上疯狂地做自我批判的人。这“诗”只让尹小跳下意识地想起了她的屁股，想起她拿羽绒枕头当沙发的鬼祟而又得意的时光。她没听说过在诗里可以大讲屁股，毕竟不是谁都配有毛泽东那种气势的，他能把屁股写进诗。她却和这个编辑见了面，就像刻意要去寻求一种刺激。毕竟她只是一个学生，而对方是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编辑的地位仅次于作家吧，也仅比作家低那么一点儿，小小的一点儿。

是个寒冷的晚上，在美术馆门前，他们有些生硬地握了握手，相互做了自我介绍，就开始来来回回地走。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下边都是紧紧裹住腿的牛仔裤，远远看去就像两只闲逛的鸵鸟。尹小跳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单独约会过，特别是和这样一个“离诗人很近”的人。当双方开始有些拘谨地走来走去时，尹小跳率先发现了这一切的毫无意义：她这是在干什么？她想走到哪里去？上铺向她介绍这编辑时不是告诉她对方是个有家室的人吗。她告诉她原是想让她放松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恋爱，也可以不恋爱，不必有什么精神负担——不谈恋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不能单独见面了吗？在从前的时代，60年代或70年代这可能是荒唐的，现在不同了。照上铺的观点，仿佛只有让一个未婚女学生和一个已婚男编辑不断地在晚上约会，才能证明一个时代的开放程度和一个人身心的自由。而此时此刻，她正在通过尹小跳这个活人，帮助她实施她的这个观念。不幸的是尹小跳的身心并没有感到自由，她觉得十分紧张，叫她内心紧张时她便要滔滔不绝地说话。她说起班上的男生女生，说起食堂的饭菜，讲现代文学的先生怎样把衬衫错系着扣子就走进了教室…她滔滔不绝、忙忙乱乱地说着，就像不加选择没走脑子，因此一点也不高级，不聪明，没趣味，也不幽默。

她的内心一片空白，她那空白的内心一遍又一遍冷静地提醒她，她与身边这个“驼鸟”见面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她简直就是在用这滔滔不绝的胡扯来惩罚自己这荒唐透顶的约会。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内心又是那么焦虑，因为她没有经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刚一开始就该结束的会面。她甚至愚蠢地认为，只要她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这会面便能尽快地结束。好不实易那编辑插了嘴，她这才发现他带着很重的喉音。她不喜欢有这种声音的男人，这种声音使说话的人显得装腔作势，总像在用说话的方式练习发声。编辑说毕业之后你准备回你们那儿去吗——你们那儿，是福安吧？尽管是座古城，但毕竟是外省。我劝你还是争取留在北京，这儿才是文化中心，对此我深有体会。

尹小跳对编辑的说法有些反感，他又有什么资格张口“你们那儿”闭口“你们那儿”的，上铺说他也不过是几年前才从西北的黄土高原调到北京的，如今他就像北京的一个主人似的对来自福安的尹小跳作悲天悯人状了。而尹小跳在北京的胡同里喝着杨梅汽水逗猫玩儿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呢？

往事历历在目，从前的一切，当她作为一个小北京人初次进入福安那座城市时，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她有过她的委屈，也有过她的自豪。她曾经力图融入那个城市，也许她融入了，她的融入反而才使她有精力和能量，和她的几个密友在那个古色古香、极端排外的城巾里勇敢地捍卫了北京的口音。北京啊，北京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几个女孩子，曾经自不量力地妄想把它的文明带给一个陌生的城市。尽管北京水远也用不着她们这样，永远也不需要她们这样，尹小跳她们却执拗地挥洒着她们的痴情。而眼前这个人，这个人为北京做什么了呢，他却已经在以北京人自居了。再说他一开口就是毕业分配也使尹小跳不快，难道她当真会跟一个陌生人谈及自己的私事——毕业分配吗。总之一切都不对头。她恼恨上铺的眼力，也恼恨自己的轻浮——她很想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她有几分心酸，为了自己这不辨方向的将自己投掷；她亦有几分清醒：她忽然觉得她并没有顺水漂流她的青春，她忽然意识到被她珍藏的依旧是宝贵的，她为自己能矜持地守住它们感到庆幸。在很多方面她不如上铺，她跟不上上铺，那就让她这样“落后”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