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之后，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和父亲一致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历史学家吴晗对罗隆基个人历史的叙述还在其次，而其中的两条揭发材料，因颇能突显罗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历史价值的内容。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曹、司懿打到了天下，当然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开4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事，民盟中央的人晓得个表，但经他的陈述，其内质得以显现。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四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4人曾请求周恩来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西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夜12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打电话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夜一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后由泽东亲自面，双方遂达成妥协——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好，多少年的事儿，说来的时间、地和当事人，没半糊。”这其中所指“记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既然早在20年代，就第一个提了“党天下”的概念，又明确地阐释了它的政治文化内涵。那么，梁思成所说的“储安平不过是重复罗隆基的话”该是恰当的了。这个与罗隆基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错。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负责宣传的工作组，在文化俱乐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定于当日下午揭批罗隆基的消息和经过周密准备的某些内容。民盟有些副主席，如素来讲话平平的崇民，怕不是他的对手，故主持人由其灵魂人胡愈之，亲自披挂上阵。规模也空前扩大，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共200余人与会参战。批判的火力置相当充足：长枪、炮、短刀、暗箭，一应俱全。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气里开的这个批判会，其度、广度、长度让其他几个民主党派，难望其项背。这让记忆力惊人的罗隆基记了一辈，恨了一辈。

从1929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之为心的民盟左派骨力量，全聚集在东总布胡同24号，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家中，召开关于商讨对罗隆基揭发批判问题。这个对付罗隆基的商讨会，开了整整3天，到7日下午结束。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来，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迫任何人学。”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使知识份的积极发挥不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就是没有竞争。”“党员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长上班第一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级知识份的问题。他说，当前知识份“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一为业务顾虑。是顾虑使得中国级知识份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消除两者间的隔，关键在于“党员怎样来改领导方法”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远意义。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在森工。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地说到“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狼狂涛，不致灭。

周公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来，说东西才行。

罗隆基这个国哥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情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给年轻的学。建国后，罗隆基了官，不再当教授，但等院校仍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校学习苏联、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51”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

下午2时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批判会开始（会议称为“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会上，胡愈之首先明要罗隆基代对共产党的态度，一说，是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态度。罗隆基支吾了30分钟，只承认自己在统战座谈会上所讲的“平反委员会”是反共的，只承认他和其他右派份存在着神上或思想上的联系。其他概不代，并说：“一定要我代，我只有扣帽过关了。”

8月9日下午3时，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碰会，研究了定于翌日举行的批判罗隆基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布置发言。发言者的名单送统战批准。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泽东是北大，我是清华。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对此批判：“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的三次关于知识份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向党攻的号令。”

第三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三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的早天气》一文也受罗隆基观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谋的见证”

话说至此，吴晗声明：“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