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定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社会、追求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亡香港与沈钧儒一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人”的教育。他常说：“要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几乎破裂，我和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长的职务。

问：现在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也自己不能适应。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长。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国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加。蒋介石用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答：现在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行了真实的记述，披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文学也在分化，就整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

谁都知，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要关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大的忱，拿全的力投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

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军到武汉，并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了失败、放、通缉、被黜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