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西方的家里就比较简单。孩的母亲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其次才是她的孙。对孩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妈妈的。”

华安的妈妈

钟，我不是要你生了孩之后去革命。不怎么样，婆婆也是孙的，这个世界，凡有的事情都好办一，怕的是恨，不是。我希望你的宝宝会在中世，在中成长。八月，你将有忍不住的欣喜。

“谁说没有？你可以在家休息两个月，只不过要找人代课、不支薪罢了，谁说淡大没有产假？”

“啊，外国人背小孩？那个囝仔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喜这个方式。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经验不同、观念有异，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中。对孩的教养观念绝对是差异多于同意的。两代人同时争取对孩的“主权”冲突就避免不了。那么这个“主权”究竟应该给母亲的，还是给的呢？我相信母亲有天赋的权利，任何剥夺母亲生、养权利的制度都是不合生原则的。

婆婆或许会持你“坐月”；想想，在八月天的台北，一个月不洗，大概不太好受。但是，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分歧，由孩的生而滋长的，恐怕还不只于坐不坐月的问题。媳妇要让宝宝趴着睡，说是比较有安全而且型丽；婆婆说：“那怎么行？孩会闷死！”媳妇要让宝宝少穿衣服，婆婆说：“那怎么行？孩会冻坏！”媳妇要这样，婆婆说那样；在大分的中国家里，可能最后总是要听婆婆的，因为婆婆地位尊贵，因为中国男人以“儿”为主，“丈夫”为次，因为初生的婴儿属于整个大家，是负传宗接代大任的长孙，而不单纯的属于生他的女人。

唉，有这样的女教授，也难怪有这样不合理的待遇。一个愿打，一个挨打吧！

产后没有几天，我就开始教课了，记得吗？淡江大学的女职员，由于有劳基法，是有产假的，女教授，却不给产假。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学校不成文的法是，女教授生产的那段时间，必须自己找人代课，同时将薪让。奇怪的是，这不人、不合理的法行之多年，倒也没有女教授抗议！当我提到“淡大不给女教授产假时”一位女教授说：

我当然不敢说“坐月”绝对没有理。有些台湾医师也开始用西医理论来支持“坐月”的，就好像有人用现代理及建筑来支持中国的风五行理论一样。但这些理论并不曾说服我；华安生后两个星期，我就把他系在前去走观音山了。有时候，安爸爸把他绑在背上，半个月大的婴儿趴在宽厚的背上显得特别小。一路上荷锄的老农睁大了相问：

大胆一的就追上来，摸模婴儿的手，然后对伙伴宣布：“哇，是真的哩！”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