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我这个自视甚的亚洲作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女、难民；我们的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而是"人"的弱吧！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野蛮人"。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界的作家，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属于欧那"第一"世界的圈。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文化而言，白文化的绝对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危机，一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势文化所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远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赶了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持"犯人也有人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院作为。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在苏黎世的街，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来，伤了情。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在所谓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不安，他就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上。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离开瑞士，移居西德，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沉，但路则像一绵延的带，系在间，时时觉那起的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