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安忍不住了，生气地注视着母亲，从椅上下来，大声嚷着“为什么我要再多写一行？你总是要我写得好、写得漂亮，我只是一个小孩，我没办法写得像你那么好——”

安安抿着嘴。

“一只。”安安打开本。昨天的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角落里盖着一个蓝的老鼠印章。当然只值得一只老鼠；你昨天一面写一面在玩那个唐老鸭橡对不对？你能不能专心一？一个时候只一件事，完一件事再另一件，懂不懂？不得到？嗯？把那本漫画拿开，等一下再看，拜托，你听见了没有？我数到三你再不动…

十一半就放学了。

妈妈被他情绪的爆发吓了一，坐在那儿半天说不话来。

“昨天的作业得了几只老鼠？”

她一路哭着走回家，经过一条小桥，桥下一弯小河，游着几只黄的鸭。她想是不是自己下去淹死就不必写作业了。回到家，她跪在沙发上，开始祈祷，大概是求上帝把这一天整个抹消，就像老师用粉笔把黑板上的字掉一样。她在沙发上哭着睡着，睡到天黑。

“这样吧！”妈妈继续“另外拿张白纸，你就补写这一行怎么样？这样才会得三只老鼠。”

两个人都沉默着。

安安白净的脸开始涨红。

台湾七岁的孩要八个小时写作业吗？妈妈有健忘症，已经不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往事。唯一印象刻的，是自己多么不愿意写作业。为了作业而说谎是她变坏的第一步。她总是面红耳赤地低着小声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却不知，同样的谎言多次就会失效，王友五老师要她当场离开教室回家去取。

泪涌上了他的睛，他咆哮着说：“你总要我得两只老鼠三只老鼠、这么好那么好，我有时候也要得一只老鼠——我也有权利得一只老鼠，就得一只老鼠呀…”

妈妈从屉中一张纸“来，我帮你把线画好，很简单嘛，一行就好——”

然后就是自己玩的时间。玩，玩，玩。每年回台湾，妈妈得为安安和飞飞到法兰克福台湾代表申请签证。申请书上总有一栏，问此申请人职业为何？妈妈规矩地填上“玩玩玩”申请人访台目的？“玩玩玩”如果有一栏问申请人专长，妈妈想必也会填上“玩玩玩”

安安默默地收拾东西，把书包扣好，走向门。到了门，却又回来对还发着呆的妈妈说：

十一半放学，安安走路回家。开始的几个月，妈妈总是在后面跟着，像侦探一样，监视他是否在每一个十字路都停下来看两边来车，是否走在人行的范围以内…一回到家，就开始功课。

安安终于写完了四行大字，递给妈妈。红红蓝蓝的满是颜。妈妈瞄了一，说：“这最后一行写得不怎么好，那个N都超过格了。”

书桌旁有一张为妈妈放的椅。

半晌，妈妈搁下手中的纸，用手背抹了抹安安的泪，叹了气，说：

“有时候我可以拿三只老鼠。”他走了去“有时候。

“好吧！就一只老鼠。你去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