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后，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后，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于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后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于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隻雞。后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