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青年常犯此病，一因在新旧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来，所以认为我没有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人的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情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一人国救不了，责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时愤慨之情调，这也是无可如何的，就是所谓世之音，并不是说青年一愤慨，世就会起来，是说世已了，所以难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时中国飞机打到东京去，中国战舰猛轰敦之时，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风，不至互相轻鄙互相对骂气了。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压迫。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你想这样到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人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人下黄浦叫不幸，拉他起来，叫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人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