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近读史书，知皇帝金玉牙之说，大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可是如今，君已经不君，小人也不怕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归政府支，少府的收归皇室支。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规矩，后来历代大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理事务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法院，尉曹相当于通，兵曹相当于国防，贼曹相当于公安，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的技术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君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边有真正的君，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君去吧。

盗贼们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小人的大理。他们常常夜里撬门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们黑夜里的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的雅称。

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才勉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级”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一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