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格实在不讨人喜。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去完事，词夺理地为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可你们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吞肚去吗？他们熬一锅虫你们也不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嘛。你对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了一通火气，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跑了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的天平上，如果据她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格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时，她才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的劲，变得像个石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里噙着泪，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屉，拿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人净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啦！”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哑嗓、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一条她最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长夫人，个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北京土话叫‘地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稍矮而已，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现詹丽颖的这聒噪时，能不厌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