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睛说：“你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柔的长发，徐徐地对她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14岁，枪比他人还半。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会神地从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像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里只有敌人的肚，那肚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那肚里不行，扎去拽一嘟噜来，他就兴了。他就那么生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见他果然一没残，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左肚上各有一弹片划的伤痕，左肚削去的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了。那就不知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些什么样的孩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城当了工人，后来把也接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的了。

语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便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你，得要死！”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动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名的孝，吃豆面糕，近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而这个家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已有的家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呢？也许，使他们这样理个人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