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睛却并没有来。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秋，有一天龙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楼的走廊上遇上了他。龙睛着个米黄的鸭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了个，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上发表了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27首。1980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人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于若编辑。他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来，品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

×××，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刺痛，闷闷地烟。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去，几次都未能发表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韩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提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我的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