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我预到，反击开始了，可转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认错的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下一滴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泪的人。”

错！没这回事！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扩大了，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门的领导，加上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圈，最后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一个是一盘光碟。稿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情绪的，也许有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问他：“难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一，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指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

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他说：“你稿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去，是因为我姑姑的泪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缩的原，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