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处的人刚一离开，T先生就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劈头盖脑地教训了我，我越发无地自容。

到第二次抽查时，我终于鼓足勇气。第一个就站起来发言。

我说“上一次我没有发言，事后T老师严厉批评了我。

我知道我错了。这一次我要改正缺点。T老师的确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比如昨天，T老师为了配合今天的检查工作，一字一句辅导我们的发言，一直到很晚。”

我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话，然后兴奋地坐了下来。

可是，待教务处的人刚一走，T先生—声大喊：“倪拗拗站起来！

T先生又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用比上一次更加愤怒的语调教训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在了哪里。我发誓，当时的我绝对以为是在为T老师唱颂歌，尽管这么做我相当不情愿。

我不仅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而且他那瞬息即变的脸孔使我非常厌恶。于是，我低下头，在嘴里不停地咕哝着。

T老师冲我吼叫着，要我把嘴里的话讲出来。但是，我决不会再告诉他。我那羞怯不安的、激烈涌动的身体内部，也决不会有一丝裂缝，把我内在的对话渗透或泄漏出来。我除了立志做一个哑巴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想做。

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再与我说话。我自然也不相信身边任何—个人。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连每天的天气都像是假的，感觉自己在外边就如同是晴空里的一朵孤零零的乌云。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个地球若不是个假的，它肯定就不会转动。

我每天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快快回家。

父亲是指望不上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大约从我出生开始)他—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

他是不屑与一个小学教师坐下来谈话的，哪怕这关系到我的命运、特别是T先生这样的熙指气使的男人，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势不两立地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所以，每次都是母亲来见T先生。关键是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他其实也不关心母亲的事，因为我从母亲那里感觉得到，我的事就是她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