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国新闻长麦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文学，知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事，仍旧办她的外。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张的生活里，居然凑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来的。等到女将们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国留，《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现的——又拉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一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在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内容，提了创作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劲十足。我在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的动，又难过。《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气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期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画。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吗？”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许多摊贩直摇，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扑扑，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赶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吗？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吧。”我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钱买《现代文学》，快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迎，摆在不起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现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