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同仁有鉴于抗战文学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于二十一期《现代文学》新刊第二十一期。推“抗战文学专号”这个专辑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抗战文学篇幅浩繁，史料不易搜集，而且格于客观形势的禁忌，抗日期间有些思想左倾的文人作品无法纳。因此这个专辑的方针乃采取从有限的角度，来反映抗战中国的一斑。已经广为传的作品，我们没有采用。专辑中的文章多为一些真情毕的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辈作家，如胡秋原、王蓝、陈纪滢、谢冰莹、卜少夫、刘以鬯、何容、钟鼎文等如今尚在台湾、香港，看了他们的文章，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前辈作家抗日期间的国情。王蓝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谢冰莹女士的《台儿庄》、陈纪滢先生给女儿的信、胡秋原先生对青年军的报导，都曾使我动。我们特别谢夏志清教授赐给我们的长文，这是一篇重要论文，给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尔沁旗草原》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个专辑由郑树森教授主编，他为此费了惊人的时间与力。专辑一共四百一十一页，远景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这个专辑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战文学的兴趣，更希望战后一代的青年读者，能够从专辑的文学作品中，去认我们国家苦难的历史。

文学和历史都反映时代，如果说历史是理客观的纪录，那么文学便是主观的投，二者相辅相成。抗战文学正反映了苦难的中国，苦难中中华民族拼死抵御外族侵的悲愤与辛酸。抗战文学史料的整理，实在是当今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近来国际上对这段期间的文学也渐重视，一九八年黎首次举行“抗战文学”会议，去年香港中文大学又举行第二次，可惜两次台湾都没有派代表去参加，中国大陆倒派不少作家学者，形成一边倒的局势。

灭中村正雄旅团，使敌军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亦是同样激烈，战果辉煌。这些著名战役都应写成专书，推往国际。事实上在西方，许多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也是近几年才刚问世。国公共电视台最近推一系列二次大战纪录片，颇有教育价值。如果我国即将成立的公共电视台也能仿照国，将中国战史制成纪录片，相信对台湾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教育意义重大。记得我在台湾中学念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日战史一笔带过，这场民族灾祸代得何等草率，纪录片正可补教科书的不足。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大悲剧。两个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残杀。虽然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但是这场劫难的教训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设若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复国建国，日本人何敢轻举妄动。不幸中原大战，兄弟阋墙，遂予日本军阀可乘之机，狂言三月征服中国。历史的演变真是莫大的讽刺。战败的日本在烽火废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经济大国，而我们却“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犹记一九六六年返台，首次停留日本，看见东京楼大厦耸云，到车龙，一片繁荣，东京街上战后的一代，个个衣履光鲜，神采奕奕，战后的创痛在那些没有记忆的日本青年上似乎并未留下任何痕迹。我当时心情异常复杂，良多，不禁觉到历史的无情、不平。中日战争以及台湾五十年的民统治，使得我们对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致文化及质文明，使得我们羡慕向往，情不自禁；然而历史的伤痕又时常隐隐作痛，使得我们疑惧满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的考察与了解仍属首要。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富国兵之。今年八月《天下杂志》了一个日本专访特辑，从各角度报导。格于形势，我们跟日本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恐怕还会无限延长下去。然而在我们引日本大汽车厂工业技术之际，我们必须心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民族无穷灾祸，那一段痛史，毋容篡改，毋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