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外文系研读西洋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路，初经欧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新的视野、新的

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当时我们不甚明了，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正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折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政府迁台，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台湾正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而战后的新文化也在台湾初度成形，我们在这激变的洪中，探索前，而我们这一代，无论士农工商，其实都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战后的新台湾。“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行着，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有其崎岖颠簸的一面。

一国的新文学运动，往往受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应运而生，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时中国从印度大量输佛经，佛经的译介，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王维的诗、汤显祖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开放来的灿烂朵。我们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其实也不过是佛家一则顽石历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学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诞生的。鲁迅、金、曹禺、老舍、徐志等人没有一个不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六十年代初，我们在外文系念书，接西方文学，受其启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派中，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影响到西方各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特，又因欧洲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伊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斯的《儿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都在争读的加缪的《局外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逐渐式微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大陆的学界文坛却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现代主义”的火苗，尼采、萨特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青年知识分之间，竟然成为了畅销书，大陆剧作家行健的“荒谬剧”在北京上演，场场客满，观众多为学生。经过“文革”大陆的青年知识分也开始在反省思，摸索探求在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了。卡夫卡的《审判》能够引起大陆读者的认同是能理解的，《审判》简直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则寓言，而“文革”本就是一最大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所谓世之音。而这一代的大陆青年知识分成长于重重危机之中，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